纺织与饰品设计

2019-2-21 9:29:05

     纺织设计

      原始的纺织行为得益于编织技术的发展与成熟。起初， 编织技术主要应用在生产工具制作和容器加工方面。在浙江会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编织的苇席残片以及编结的绳索。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多种竹编器具，如席子、箩筐、篮子等，这些器具上已经出现了十字纹、人字纹、梅花眼等变化多样的编织纹理。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的陶器上印有绳纹和编织的花纹，从印痕还可以看出每平方厘米大约有经线和纬线10根左右，工艺已经比较精细。总的来看，原始社会时期出土的大量使用野生葛、麻编织成的网、席、鞋履、布、篮子等生活用具，表明当时的编织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并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

      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原始社会的纺织是在新石器时期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尤其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不同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纺织品和纺织工具。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工具有纺轮和踞织机。纺轮的出现代替了原来的手工搓线，纺轮设计的原理是用陶制或铜制的缚盘、缚杆对纤维产生牵拉，从而获得合股的、均匀的、连绵不绝的丝线，纺轮技术可以纺织丝线、麻线和毛线。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出土了纺轮和骨锥。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有丝带、麻布等纺织品残片，以及用于捻线的杆和纺轮。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织布的古梭(图1-22)。根据考证，踞织机是我国最早的织布机。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纺坠、管状骨针、打纬木刀和骨刀、绕线棒等纺织工具，成为我国在六七千年前就有原始织布机的有力证明(图1-23)

      缝纫技术和纺织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原始服装的发展。穿衣意识的产生是原始人类智慧进步的重要表现之- 。原始时期的服装主要是避寒暑和遮羞的功能。“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食足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是衣也”(《韩非子.五蠹》)。旧石器时代人类在衣着上完全局限于大自然的供给，用动物的羽毛、兽皮来遮体御寒，夏天采集树叶或野草遮体。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已经能够用骨针和兽筋对兽皮进行初步的缝缀加工，使衣物更加符合穿着的需要。山顶洞人(距今约1.8万年前)的文物中发掘出骨针，表明当时的原始人类已经开始使用针来缝制皮衣(图1-24)。缝制衣物的线多用兽筋，而后又逐渐采用葛、麻、藤等纤维植物的皮制成线。此外，原始人类还从渔网和编织工艺中得到启发，将这些材料做成网衣。在纺织技术发展成熟以后，原始服装的材料由兽皮树叶转变为更加柔软的丝麻织物，并且能够根据穿着者的需要“量体裁衣”，衣服的舒适度大大提高。根据推断，至黄帝、尧、舜时代已经有了成型的衣服。由于缺乏实物考证，这一时期的服装样式难以确认。但是，这一时期的服装的功能已由避寒暑和遮羞上升到外表仪态的层面，服装已经能作为身份地位的一种外在表现， 象征意义显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盖取诸乾坤”(《易系辞》)。

      总之，原始缝纫技术和纺织技术的成熟是原始服装设计产生和发展的最大助动力，在服装设计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我国古代的服装开始朝着定型化方向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上衣下裳的衣着习惯。

      饰品设计

      原始先民的装饰行为非常积极，因此，原始社会饰品的发展甚至比织物的发展还要迅速。根据推断，这些原始饰品的作用应该不仅是独的审美意识的体现，而且也可能是种财富的象征、都落的标志或具有原始宗教的某种象征意义。

      原始的石器打磨技术为饰品的制作提供了工艺上的技术基础。原始饰品在选材上使用石、玉、骨、角、牙、贝、陶等材料，原始人类利用磨制技术对材料进行加工，钻孔并穿绳使饰品更加符合佩戴的需要。原始饰品的加I和样式已经能够反映出原始人类对直线、曲线、方形、圆形，以及对称、均衡等审美要素的基本认识(见彩版1-4)。

      原始时期的饰品在墓葬中出土的数量最多。旧石器时代的饰品均是用绳串接的挂戴形饰品，饰品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界的石头、动物骨和牙，饰品的装饰部位主要在头、颈部。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了7枚带钻孔的石灰岩石珠，均染有红色(赤铁矿)，推断为用绳串接的头饰品。同时还发现有穿孔的动物牙齿，推断为用绳串接的颈饰或腰饰品。进入新石器时代，饰品的种类大量增加，除了链饰还出现了环、珠、坠、管、笄等饰物;饰品的选材，出现了陶、玉等加工技术复杂的材质;装饰部位也遍及全身，出现有臂饰、胸饰、腰饰、足饰等。考古发现表明，仰韶时期的原始先民已经流行用环、笄、珠串等作为身体的装饰。红山文化(距今5000 600前)中出现了大量的玉饰品，出土的饰品包括鱼、鸟、龟、猪、龙等动物造型的坠饰，还有玉珠、玉环及较大型的璧、璜、箍形器等饰物。这些饰品晶莹明亮，制作工艺精
良，造型浑厚质朴。山东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前2500年 )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的骨角制、玉制、陶制的臂环，镯，指环，胸饰，耳饰等。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原始先民中无论男女老幼佩戴臂饰和镯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图1-25)。
   
  其他设计乐器设计
      原始乐器的产生与劳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原始人类在劳动或狩猎过程中，受到鸟兽鸣叫、器物撞击等声音的启发，逐渐产生对声音和节奏的认识，并用人造的器物来模仿这些声音，逐渐发展定型后成为原始的乐器。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原始社会已经出现了笛、埙、鼓为代表的乐器。

      骨笛是原始吹奏乐器中设计成熟、制作精良的代表。河南舞阳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的骨笛。这些骨笛是用猛禽的肢骨钻孔制成，大多为七孔，音孔旁还能分辨出钻孔前刻画的等分符号，个别音孔旁还钻有调音的小孔，表明当时的乐器制作已经经过精密的计算。经鉴定测试，确定出土的骨笛可以吹奏旋律，发音较准，已经具备七声音阶，音质较好。这批设计和制作精良的骨笛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吹奏乐器，也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完整、丰富、音乐性能最好的乐器实物。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距今约7000年)也出土了数十件骨笛，最长的有12- 14厘米，中间的11-13厘米，最小的9-11厘米。有的骨笛内腔另插一根肢骨，类似现代儿童乐器竹哨，称其为骨哨或更为贴切(图1-26)。

      陶埙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另-种古老的吹奏乐器，《诗经》中有“伯式吹埙，仲氏吹篪”的文字记录。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两枚距今6000多年的陶哨，它们用细泥捏成，呈灰黑色，有一个孔两个音。陶哨保存完整，经过考证，陶哨被认为是我国最古老乐器埙的最早形式。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的原始陶埙，器型呈椭圆形，无音孔。

      根据推断，陶号角的原型应该是由牛角制的号角发展演变而来的。山东省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了2件陶号角，形似牛角，喇叭口，中空，外表饰瓦纹，中部饰篮纹，两端有孔，吹孔在尖端，吹之声音宏大且有韵律。陕西省华县井家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出土1件陶号角，长42厘米，外形仿照牛角号制作，角尖处磨平，中心有孔与角内腔相通，吹之发音低沉。

      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还出土了一-种陶制的摇响器，器型呈圆球形或动物形,摇响器表面有镂空圆孔，内部中空填装陶丸、石子或沙粒，摇动时沙沙作响。摇响器是古代的乐器之- - ,也可作为儿童的玩具。四川省巫山大溪遗址出土了红色圆球形和纺槌形陶响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响器数量较多，体量有大中小型的差别。陶制的摇响器表面有数量不等的镂孔，并且彩绘有圆圈、旋涡、三角等抽象的几何化图案。这表明原始乐器的设计已经达到功能与装饰并重的阶段。

      除了吹奏乐器，原始打击乐器鼓也是中国较早出现的传统乐器之- ", 考古发现的实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文献记载的土鼓“以瓦为框，以革为面”，土鼓即陶鼓，以陶土制成故称土鼓，是中国膜鸣鼓的始祖。

      龙山文化时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2500年)的几件用泥质褐陶或灰陶制成的“异 形陶器”，推测为原始陶鼓。这些陶器形状上端有筒状的长颈，颈部环绕排列圆钮，下端为圆鼓腹，筒身磨光，腹壁饰绳纹并贴泥条，构成不规则的连续三角形和菱形图案。陶鼓体量较大，一般70 80厘米长，最大者竞等同人身高。陶寺遗址还出土有鳄鱼皮作鼓面的彩绘木鼓，木鼓成对，鼓腔作直筒形，长1米，直径0.4- 0.5米，鼓身由树干挖制而成，鼓身表面以红色为底，用黄、白、黑、蓝诸色描绘图案纹饰。鼓往往出土于大中型墓中，与石磬、鼍鼓成组，具有鼓舞祭祀的乐器功能，另外可能也是体现墓主身份的-种象征。例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与陶鼓同时出土的就有石磬，由青灰色石灰岩打制而成，上端两面对钻孔，用以悬挂。此外，马家窑文化的多处遗址也出现了陶鼓，其中包括很多彩陶鼓。

      图形文字设计

      中国的原始先民有结绳记事的传说，结绳记事发展到书契，即刻画符号阶段。考古发现的实物表明，原始的文字符号产生后就逐渐与装饰性图形相区别，成为独立的体系。

      陶符即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有观点认为陶符也称陶文，是汉字的起源。原始陶文的刻画是人们通过常年观察自然而产生对环境景观的描述，因此这种形象的符号是线条随自然客体外形的变化而变化，如摹拟太阳外廓的“O”等，是“因形见义”的产物。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刻画有陶文(图1-27)，其成型时期距今约5000年，推断其为我国最早的文字。陶文是摹拟物体形象概念的符号，是向象形文字过渡的古物。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石片和石核，这些工具在制作上较为粗糙，在造型上表现出简单、不规范的特征。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磨制技术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工具的设计和加工，工具的制作由粗糙向精细化发展。这一时期，工具的种类和数量的迅速增加，工具的使用功能趋向单一化，造型方面也出现了功能化倾向和原始的美学特征，原始人类将对几何形体和力学原理的认知通过设计反映在工具的造型上。

      陶器是原始社会设计水平的最突出成就，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原始人类已经能够根据不同的生活内容和行为需要来设计和加工不同种类、不同样式、不同质地的陶器。原始人类通过手制法、模制法和轮制法三种陶器成型技法将水与黏土加I成不同的器型并进行烧制。根据使用功能划分，陶器的种类包括炊煮器、盛储器、酒器等。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是这-时期设计风格和设计水平的代表。原始陶器在造型设计和纹样设计方面表现出质朴、粗犷、纯粹的原始美。

      原始时期的建筑和村落作为最早的人工环境建设体现了原始先民对自然环境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这时期，根据不同的地域特点产生了南方和北方两种不同建筑形式:一种是以长江流域巢居发展而来的干栏式建筑;种是黄河流域由穴居发展而来的木骨泥墙房屋。原始时期的村落大多选择在河流两岸水土肥美的台地作为基址，有利于农牧业发展和交通联系，适宜于定居生活。原始村落逐渐形成原始城堡，体现出典型的“防御文化”特点。总之，原始社会的居住形式表现出建设方案因地制宜、建筑构造设计合理、居住环境设计以功能需求为导向等特点。

      在其他设计类型方面，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证实，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出现以舟为代表的早期交通工具，其总体设计风格简约质朴、材质单一、功能合理。在纺织方面，原始编织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纺织行为的产生。尤其在新石器时期的不同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纺织品残片和以纺轮、踞织机为代表的纺织工具。原始纺织技术和缝纫技术的成熟成为原始服装设计产生和发展的最大助动力。此外，原始先民对身体各个部位的装饰行为非常积极，原始的饰品设计呈现出发展迅速、样式丰富的特点。原始饰品的设计样式已经能够反映出原始人类对直线、曲线、方形、圆形以及对称、均衡等审美要素的基本认识。在乐器的设计方面，原始社会已经出现了笛、埙、鼓为代表的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在图形文字方面，原始先民有结绳记事的传说，从结绳记事发展到书契，即刻画符号阶段。原始的文字符号产生后，逐渐与装饰性图形相区别，成为独立的体系，为后来中国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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